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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延安:窯洞之光明初心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  日期:2019-07-05 瀏覽次數:已點擊:

初夏,陜北最好的時節。紅艷艷的太陽照耀寶塔山,遠處的山頭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陜北。千家萬戶把門開,快把咱親人迎進來。”

歌聲響徹云霄,將人的思緒拉回狂風暴雨的年頭。1935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落腳陜北,窯洞“司令部”成了民族解放的策源地,大生產運動的小紡車搖出軍民魚水情,溝溝壑壑遍布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足跡。

今天,我們穿越時空、回溯初心,沿著窯洞之光的指引,看它如何劃破黑暗長空,照亮前行。

為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家,犧牲一切

1937年盛夏,盧溝橋的炮聲響了,華北華中大片領土在短短數月間山河破碎。

9月,暴雨砸向平型關東北的白崖臺,日軍第五師團一部向此進犯。在小寨村至老爺廟公路附近的山地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的戰士們埋伏其中,一夜風雨過后,加之山洪寒冷透骨,官兵們渾身上下被洪水泡成了“黃泥湯”。

一聲槍響,火力傾瀉而下,八路軍發動猛烈進攻,對陷入混亂的日軍實行分割、包圍,與敵進行白刃格斗,殲敵1000余人,擊毀日軍汽車100余輛,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打破。這場“平型關大捷”慘烈異常,我軍近千人傷亡,第五連百名壯士凱旋時只剩30多人,許多參加過長征的紅軍戰士穿著草鞋與日寇血戰,在白刃戰中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

“有誰知道,抗戰初期,咱們的戰士和日軍彈藥配置的差距嗎?”

“日軍每個士兵配備120發子彈,我們呢?”

20發?15發?都不對,就5發!”

一片驚訝聲響起在陜北洛川會議舊址的院壩里,一幅幅黑白照片將人的思緒從慘烈的戰爭現場拉回現實,一個強烈的疑問盤桓在人們心頭——

明知扛起長槍走向戰場,從此再也回不來,卻毅然慷慨赴戰,是什么樣的力量在指引?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副教授王志認為,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使命的引導下,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盡管黨中央到達陜北時所率領的部隊只剩七千多人,革命面臨著嚴重危機,中共中央毅然在七七事變的第二天,就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日,同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

鏗鏘動員令表明初心,圣地延安釋放強勁磁場——

1938年開始,千千萬萬滿懷愛國熱忱的青年,像潮水一樣涌向這里,包括不少臺灣青年和海外僑胞,總人數達3萬之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占80%以上。

“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在奔赴延安的途中,許多人沖破重重阻礙,寫就動人詩篇。

193849日,一場鼓舞人心的講演在窯洞外的露天廣場上進行。身著補丁衣服的毛澤東大手一揮:“來抗大學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是為了自己的家,而是為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家,犧牲一切。”

錚錚誓言如同聲聲戰鼓,響徹云天。

延安整風擦亮初心,全黨上下鼎力自強

滾滾延河岸靜立著延安革命紀念館,在整風運動展區,刻著“實事求是”四個鮮紅大字的石刻吸引游客駐足觀看。穿越戰火硝煙,這一記錄整風精神的石刻歷久彌新。

193711月,黃土高原步入隆冬,氣氛肅殺。

從莫斯科回國的王明踏上延安土地。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主張對國民黨讓步,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由于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黨內產生很大的思想動蕩。

思想混亂,初心蒙塵,航線迷失。

1941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劃,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一導火索促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下決心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全黨同志檢查思想、工作和個人的歷史,形成濃厚的糾錯氛圍——

高級干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尤為深入。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上,博古等曾經在歷史上犯過錯誤的負責同志,都在會上進行了沉痛檢討;張聞天更是奔赴農村,以實際行動“補課”;周恩來用半個月時間,寫了5萬多字的學習筆記,并作了5天的發言,對自己各時期的工作進行了深刻反思,體現了極高的黨性修養。

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得到極大提升。隨著運動在各單位如火如荼地開展,大家將思想和實際工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針對還沒有達成共識的問題,同志之間在討論中敞開胸懷,若某問題在白天還沒形成統一認識,晚上散步時還三三兩兩討論著,每個黨員反思不足,有一說一,光明坦蕩。

在整風運動的過程中,增強黨性修養被列為一個重要內容。劉少奇《論黨性修養》成為必學文件。這篇文章提出了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黨性原則及開展黨內思想斗爭是保持黨性純潔的有效方式等,有力指導全體黨員明辨是非對錯、錘煉黨性修養。

“通過整風,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得到了極大增強,為奪取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王志說。

西北野戰軍新華社隨軍記者杜鵬程曾在長篇文學《保衛延安》中,描述了當時黨內濃厚的學習氛圍:“城周圍的山坡上、溝渠里,一片一片的人在聽課,在討論學習中的疑難……”“在那萬千個閃亮發光的窗子里,人們正用全部精力工作學習,思索真理。”

一位外國友人更是稱贊:“共產黨真了不起,吃小米飯,啃《資本論》。”

思想統一,初心擦亮,前行道路變得清晰。

不獨理論學習,延安時期黨的制度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也邁出堅定步伐。一個鼎力自強的成熟政黨漸露崢嶸。

抗戰爆發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制定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克服黨內存在的自由主義、分散主義思想;1941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提出了增強黨性的具體措施;《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對黨內巡視工作作出規定,強化對黨內和公務人員的監督。陜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懲治貪污條例》,厲行廉潔政治,明令:“共產黨員有違反者從重治罪”。

1937年延安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黃克功事件”。時任紅軍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第六隊隊長的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陜北公學學員劉茜,毛澤東“揮淚斬馬謖”,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毛澤東在給黃克功本人的回信中如是說。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副教授薛琳認為,黃克功案件能否得以正確處理,直接關系著共產黨人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公平正義。毛澤東的回信和事件處理結果恰恰表明,中國共產黨通過依法理政,守住初心,贏得人心。

初心在為民謀利中歷久彌堅

“最后一粒糧拿出做軍糧,

最后一尺布拿出做軍裝,

人民是我們的親爹娘,

我們是人民的好兒郎。”

青化砭戰役烈士陵園,有人唱響一首軍民相親的歌謠,將現場學員的思緒拉回轉戰陜北的歲月里。

19473月,26千人的西北野戰軍連續三天埋伏在距敵人僅有15公里的地方。我軍行動當地百姓看得一清二楚,但沒有一個百姓走漏風聲,解放戰爭首戰告捷。在隨后的沙家店戰役中,佳縣人民寧愿把自己僅有的糧食拿出來支援子弟兵,當年冬天一些百姓就因為家中斷炊而親人餓死。

“正因為黨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上,廣大人民群眾也就把黨的事業放在心上。”西安政治學院退休教員焦連三說。

人心向背是決定力量。正如毛澤東所說:“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只有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才不會成為一句空談。

延安的山山峁峁里寫滿為群眾謀利益的故事。

19416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縣長聯席會議正在楊家嶺參議會小禮堂舉行。開會期間,突然發生了雷擊禮堂事件,一位農民的毛驢也被雷劈死了,他便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

這件事很快傳到毛澤東耳朵里。“老鄉這樣罵我,說明我們工作中存在錯誤和問題,需要查清改正。”毛澤東冷靜分析。后經調查發現,原來是當地征糧太重了,農民心有怨氣。隨后,黨中央、毛澤東及時作出決定,在陜甘寧邊區開展減征公糧、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扭轉缺衣少食的困難,根據地的老百姓生活明顯好轉,黨群關系全面升華。

就在中央書記處所在的棗園,毛澤東曾在書記處小禮堂親自為24位老農民祝壽;中央領導機關、邊區政府干部還給棗園鄉設計并動手修了一條長6公里的水渠,旱地變水田,棗園群眾將其改名“幸福渠”。

薛琳認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黨群關系有了深刻認識,在理論上強調“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在生活中,共產黨員“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走出衙門,深入鄉村”,呈現出水乳交融的黨群干群關系。

延安13年,黨員人數由4萬余人發展到121萬人;執政70年,黨員人數9000多萬。從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到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從至誠報國的黃大年到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國,共產黨人迎難而上、不懈拼搏的奮進姿態始終如一,馬克思主義政黨初心不改、偉志不移。

蜿蜒的山溝溝,藍盈盈的天,火紅的太陽躍出地平線。橋兒溝、楊家嶺寬闊的廣場涌入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他們回望革命年代堅定不移的初心信念,用心感受70年接力傳承的歷史使命,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記者 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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